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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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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习俗多种多样,起着客家风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客家文化的论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赣南,有着约占江西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客家 文化。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 历史 沉淀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时隐时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还在继续沉淀或正在消失。因而发掘 研究 这些文化成为我们这代赣南人不可忽视的历史责任。
一、赣南的戏剧、民歌和曲艺
明清以来,赣南流行着不少土生土长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等 艺术 。有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东河戏、赣州南北词、兴国南北词、于都道情等,其中以赣南采茶戏 影响 最大。赣南采茶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安运县九龙山一带的茶区,艺人在演艺中将粤东传入的采茶灯融于赣南的灯彩艺术之中。经过长期锤炼,到清初时就从唱茶歌、舞茶灯的原始形态衍变、创造形成了有简单情节,以大姐、二姐、茶童三个人物角色表演的最早赣南采茶戏--三角班。由于采茶戏源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 发展 很快,迅速传入到信丰、于都、石城、赣县等地。清乾隆年间,赣南采茶戏向外传播成为赣中、赣东、湘中、闽西、闽北、粤东、粤北及广西一带的流行戏剧。
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形态组合有三大部分。一是丑中见美的矮子步;二是风韵独特的单袖简;三是优美动人的扇子花。这些舞蹈动作皆来源于山区的生活,她的传统剧目有82种,分灯戏和杂套戏二大类?quot;灯戏"即茶灯戏,代表剧目是《九龙山摘茶》;杂套戏的代表剧目是以《反情》、《卖杂货》、《上广东》、《大劝夫》组成的"四大金刚"和以《肖妹子》、《补皮鞋 》、《钓拐》、《老少配》组成的"四小金刚"。赣南采茶戏到清代中期,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歧视和打击逐渐衰退。1949年以后发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赣采茶戏又重新得到光大成为江西的两大地方剧种之一。1979年传统剧目《茶童戏主》由上海人民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屏,蜚声全国?卤嗑缒俊对趺刺覆宦!贰ⅰ斗缬杲忝没ā芬蚕群蟊话嵘弦?弧!缎っ米印贰ⅰ恫蛊? 鞋 》、《钓拐》先后获省、地、国家奖还灌成唱片。《试妻》获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大型赣南采茶戏《山歌情》1994年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剧种。
东河戏,是廷生于赣南的古老剧种之一,因发源于赣南贡江流域故称"东河戏"。明代嘉靖年间,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田村、白鹭等地流行一种以高腔曲牌清唱故事的坐堂班,坐堂班又在民间庙会游神,"扮故事"形式上发展到以高腔大本戏为主的舞台演唱,形成东河戏刍形。
清初,坐堂班与苏州来的一批以演唱昆曲为主的戏班合并,建?quot;凝秀班",将二种表演形式融合为一,此后又相继吸收了江西宜黄调、桂剧西皮戏、安庆调、弋板、兴国南北词等发展成为有高、昆、弹三大声腔,较为完整的地方剧种--东河戏。东河戏流行于赣县、兴国及与其相邻的万安、泰和、吉安一带。东河戏的角色分为九角头制,即老生、正生、小生、老旦、花旦、大花、二花、三花九行。传统剧目在1950年以前保存有一千余种。代表剧目有《雷锋塔》、《挽发记》、《玉簪记》、《扫秦》、《六国分相--刺股记》等。中央苏区时,还改编了不少东河剧 现代 革命剧目,如《活捉张辉赞》、《送朗参军》等,影响很大,风靡一时。
赣南的民歌和曲艺也同样透散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歌高亢刚健,朴实无华,有山歌、灯歌、风俗歌、小调、号子、儿歌等。赣南民歌大体可分为三个地域特点,一是南部的"三南"即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及东北部的寻乌、兴国,地理与广东部分地区接壤, 语言相近;二是处于赣南东北边区的瑞金、石城、宁都三市(县),部分地域与福建交界,但中隔大山,语言差异相对较大,此区域的灯歌较著名,山歌受赣中影响较大;三是赣南中部的赣县、南康、信丰、于都等县市。由于靠近大江大河,船号、木排号子很流行,语言也较平和。赣南山歌的旋律起点音较高,然后大多来个高音拖腔,音调下行至主音结束。兴国山歌是诸县山歌中,旋律最美,最著特色的山歌,以即兴行腔为法。节奏自由优美,随唱随答,甚至中段用鼓伴奏?quot;哎呀嘞"是兴国山歌中最常用的感叹用语。
赣南小调很多,大体可分本地和外地小调两种。本地小调以交情歌为代表,还有叫化歌的"莲花落"等。
赣南风俗歌有年歌、婚礼歌、丧歌等。此外还流行道教 音乐 ;有海青、碗花、上告等。
灯彩是赣南民间古老的传统歌舞,有龙灯、鲤鱼灯、摆字灯、高灯、狮子灯、云灯、茶蓝灯等近20种。大多用锣、锁呐、鼓伴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灯歌则是在灯彩表演中演唱的小调音乐,常见的有斑鸠调、进坑歌等。花灯又有耕田花鼓与灶背花鼓,又有进门歌和出门歌等趣味盈然。
赣南地方曲艺主要有南北词、道情、古文。南北调系清道光年间由南昌传入赣州经与本地民间曲艺结合,在曲俊⑶?骱捅硌萆闲纬闪擞凶砸训胤教厣?哪媳贝省D媳贝识嗔鞔?诤佣?母酉亍⑿斯?⑷鸾鸺靶欧帷⒋笥唷⒚霰庇朊鑫鞯鹊兀?愿又菽媳贝省⑿斯?媳贝饰??D媳贝视?80多种词目,如《天宫赐福》、《安安送米》,一般由7-13人围桌板体腔弹唱,词少腔长,精明紧凑。
宁都道清原系明代从外地传入的曲艺,是清初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是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曲艺。由1人或多人演唱,节奏变化较大。曲调不板腔、联曲混合体有引子、曲头、尾子。传统节目有3000余种子 ,以《銮刀记》、《烟刀记》为独有。
于都古文,清道光流行于都,多为盲人用地方语言演唱,演员、乐师系一身,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用勾简式渔鼓、竹板、小鼓伴奏。一般4句,上、下对应,即兴表演成份多。
二、工艺 美术
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剪纸艺术用一把剪刀便可剪出许多生动、朴实的画面,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衣裳、肚兜、鞋、帽上的刺绣也都是先剪纸样,摹到布上再刺绣的。纸扎艺术在民间更为盛行,以竹为骨扎好架子 ,面上贴彩纸、布、绢和剪好的图样。纸扎多是龙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旧时仅宁都县城就有纸扎店铺100多家。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家传的花灯、人物纸扎艺术十分精湛,1995年6月获取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 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雕刻艺术,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 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 应用 ,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如鳌鱼、卷草雀替和雕刻的隔架、斗拱、翼拱、窗门格扇等。石雕以兴国、赣县艺人为多,兴国盛产质地细腻的红石,赣南及赣中许多地方的大型石雕有不少是兴国红石,如乐安县流坑的一对大石狮均出于兴国。花岗岩也是赣南盛产的石材,多用于建筑和大型石雕。如宁都、南康、石城的一些牌坊、桥的栏板、望拄和门楼、柱础、石狮等。
刺绣 艺术 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 历史 。多 应用 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
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
赣南自古就是 文化比较发达的客家地区。有不少闻名于世的 美术家和 文学家。兴国人钟绍京不仅是唐代宰相而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以清秀端庄的小楷为世人所崇。清初著名画家宁都人罗牧工画山水名声很大,被时人排名于五代画家董源与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之间,赣南的文学巨子更是辈出不穷,有唐代诗人家綦毋潜、南宋诗文雅健的赣县人曾几,清初"易堂九子"中的宁都魏禧、魏源,还有才华横溢的瑞金杨以任,先后入翰林的大余一门"四戴"--戴第元、戴均元、戴心亭、戴衢淳。赣南的堪舆文化名闻遐迩,杨派风水以杨筠松为祖师在曾文山等人的继承下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 ,明永乐七年赣南的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均因择皇陵有功而受皇封。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赣南书院文化在北宋时就具有规模,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就已开坛讲学,授?quot;二程"(程颢、程颐),后来,濂溪书院成为赣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著名书院。'文天样少年 时代 百里寻父来到赣县吉塘读书。明代王阳明也在赣州开坛讲学,给后人留下赣州通天岩内"观心"的一段佳话,后人又设阳明书院"发扬光大"宋代赣南各州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县,学就已达14所,书院12所。王安石还专著"虔州学记"以记府学的迁址。大余的周程书院也运近闻名,为皇帝赐书"道源书院",文天样为兴国的安湖书院做记,宋代书院文化得到 社会 和官府的大力支持,明清以后书院更是迅速发展,成为赣南民间或半官半私的讲学和 教育 场所。
三、文物名胜
以通天岩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是赣南古代客家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天岩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赣州市西郊10公里,开创于唐末宋初时期。是江南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内有翠微岩、通天岩、同心岩、龙虎岩、忘归岩、观心岩6个洞窟,共有石刻造像359尊,石龛279座及宋以来的题刻128品,造像均为佛像菩萨、比例准确,气韵脱俗以通天岩窟中的数龛造像最为出色,是唐末北宋初期的精品。最早者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题刻,以明代王阳明和唐邦佐书法最佳。北宋绍圣年间,苏东坡游通天岩访赣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携游赣城成为佳话,后代文人骚客不继"后坡公至"提留诗话于通天岩。
罗田岩位于于雩都县南郊2.5公里,南朝时即有建寺,在罗田岩的悬岩峭壁上刻有唐以来的百余首题刻,可以以辩认的尚有20多条,其中年代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祜八年(1063)周敦颐《游罗田岩》的七言绝句,还有南宋岳飞、文天样、明代王阳明等名人的题刻。此外龙南玉石岩、宁都翠微峰、石城五龙岩、兴国大乌山、会昌汉仙岩、赣州马祖岩、龙潭等地均分布有宋、元、明时期的许多摩崖石刻,当中不泛有文天样、王阳明等名人手迹。然而赣南最早的题刻却当数上犹双溪乡石门溪旁的一方西普题刻小诗。最大的题刻则是崇义县思顺乡桶江村刻在一块高8米,宽14米巨石上183字的"茶寮碑",记述了王阳明当年镇压崇义农民起义炫耀武功的"丰功伟绩"碑。
赣南是全省现存古 建筑最多的一个地区,在诸多古建筑中,以塔为著,最早的塔系赣县宝华寺内的唐代玉石塔,大理石砌成,塔身上浮雕许多佛教人物故事,是唐代马祖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觉禅师墓塔。赣南宋塔有6座,它们是赣州舍利塔、信直大圣寺塔、大余嘉祜寺塔、安运无为塔、石城宝福院塔。这些来塔大部分得到全面维修已向游人开放,明请塔在赣南就更多了。其他古建筑有江西现存最大的文庙即赣州文庙占地8000余平方米,于都明代木牌坊即步蟾坊,于都管敏春尚义坊,清代朗际石牌坊,石城扬村亭式坊等都是赣南数十座明清牌坊的精品,明请古桥中以安运永镇桥、龙南太平桥、信丰玉带桥为赣南诸桥之美。
中国 近 现代 史上有2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另一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们又称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客家人的革命运动。第二次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也可以说是一次以客家人为主体的革命斗争,这次革命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创阶段,留下了一大批以瑞金、兴国、于都、宁都、信丰为中心的革命斗争遗址。瑞金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中有15处点,如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符旧址、叶坪红军检阅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坪洋溪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等。还有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皆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也是弘扬客家人革命精神的见证。
赣州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宋代嘉右年间,经历代维修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存的3664米城段是我国罕见的古城墙。现城墙有炮城、马面、城门等军事设施,墙体上随处可见大量的历代铭文,最早的是"熙宁三年"铭文砖。赣州的名胜风景也胜不数举,比较出名的有八境台、都孤台、通天岩、马祖岩等苏东坡诗题的"赣州八景"。还有汉仙岩、罗田岩、翠微峰等洞天福地,奇山异景。它们即风光秀丽,山水迷人,又有着深厚古老的文化沉淀。
今闽西龙岩市人口基本由客家和闽南(又称福佬)两个族群组成。其中客家人口遍布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县全境,以及新罗区和漳平市的一些山区,占龙岩市总人口的80%以上。
所以,通行于闽西客家人中的闽西客家文化,在闽西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闽西客家文化生成与特质
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其创造者和传承者即闽西客家人的历史演进同步,同时又受闽西客家人生存空间制约,因此,认识闽西客家文化,首先必须了解它赖以成长的时空背景。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其根在中原,所以分布于今日中国南方各省以至世界各地,成为一个人口近亿、个性鲜明并举世瞩目的族群,主要因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空间所决定。客家文化--包括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这种独特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据客家学有关成果和客家谱谍表明:中古以前,客家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大约为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一带,由于战乱和饥馑等原因,才从这片曾被称为中原的广大地域不断往南迁徙,直至形成今日客家的分布。
客家先民南迁虽在晋前就己开始,但那 时毕竟人数不多,真正大规模迁出中原并朝特立的客家族群演进,则在晋朝之后,而且期间尽管零星迁徙者不计其数,但形成移民浪潮者约计有五次。第一次始于东晋,因受五胡乱华影响,中原大地群雄逐鹿,兵荒马乱,致使大批中原汉人纷纷南迁入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有的进入江西由九江至鄱阳湖或溯赣江而至赣南闽赣交界。这批移民当时被称为"流人",他们中的一部后来成了客家人的祖先。
第二次肇于唐末,主要因黄巢为首的农民运动横扫了河南至华南一线以东地区,其中最惨烈者又是河南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这些地区正好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徙居之地。而战乱所及,唯有赣东南、闽西南和粤"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不少客家先民又从中原大地特别是第一次徙居地往闽粤赣边一带迁徙。
第三次起于宋高宗南渡,先因金人南下,不少中原遗民纷纷南渡而汇入客家先民行列,并推动一部分客家先民再往南移而进入粤东、粤北一带;而后元人入主,文天祥等在闽粤赣边勤王抗元,客家弟子云集响应,崖山兵败后不少流亡海外。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一方面受清人南下及入主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客家内部人口膨胀,致使客家先民从原徙居之地特别是闽粤 赣边分迁至粤中及其滨海地区,甚至还远播川桂湘台和东南亚等 地,同时还有一些从闽西粤东倒迁回赣南旧地。
第五次从清同治年问起,由于广东西路发生了持续十二年的 土客械斗,另外还因两广客家多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受其影 响,不少广东西路的客家分迁于广东南路和海南等地,而参与太平 天国运动者在天京陷落后多逃匿边远山区甚至远走异国他乡。作为客家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客家文化生成和发展自 然与五次客家移民浪潮密切相关。
概而言之,五次客家移民浪潮 对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前三次主要在于自身的生成,后两 次主要在于向外传播。而更重要的是,客家先民根在中原,他们迁离中原之际,正值中原文化经历过汉唐盛世而达到高度成熟和灿烂辉煌阶段,而据谱谍记载,客家先民每次从中原南迁时,都有不少人从中原直抵闽西,其中第一次客家移民浪潮时,从中原直接流人闽西的就至少有卓、罗、郭、詹、邱、何诸姓,由此可见,闽西客家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是中原文化。当然,由于自第二次客家移民浪潮起,流入闽西的客家先民不少曾徙居过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南等地,这就使闽西客家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居住于这些地域的民族和民系的文化的影响。然而,决定闽西客家文化生成的主要因素除了闽西客家的历史背景之外,还与闽西客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联。与中国各地的客家居住地一样,闽西历史上是个典型且比较偏僻的山区。其境内山地起伏,丘陵相连,更有武夷山支脉,玳瑁山、彩眉岭山脉,博平岭山脉和松毛岭山脉等崇山峻岭纵横其间。在古代,闽西客家地区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主要是一条纵贯南北而入粤东并最终流向南海的汀江。据考古发掘与史籍表明,闽西在客家先民未大量流入以前,是一片林荫深郁、瘴气弥漫、猛兽肆行的区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居于其中的人类只是少数刀耕火种的畲瑶土著。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中原北地战乱不断,甚至唐末黄巢起义军横扫中原至华南以东,闽西仍一?quot;世外桃园"般相对比较安宁,因而成为中原移民逃避战乱,重建家园直至形成客家民系的理想与现实场所。而客家先民在这种封闭的空间生存和发展,其文化的活动表现,除因顺应和改造新的环境而须吸纳土著文化之长外,更多的还是客观上促使了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固守与承袭。
总之,闽西客家特有的源流发展及其生存空间,决定了其文化是一种以古中原汉族传统为本,但又融通了一些闽西客家先民南迁中沿途相处的民族和民系;特别是闽西境内古代畲瑶民族人文所长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各地客家特别是闽粤赣边客家文化大同小异。
二、闽西客家文化事象类举
闽西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它是客家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一个侧面体现,也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又一具体例证。限于篇幅,在此择其几个重要方面予以介述。
(一) 闽西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闽西客家方言是客家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龙岩市,讲客话人口不下100万。他们分布在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个纯客家县,另外,新罗区和漳平市至少有分布于27个村庄约3万人讲客家话。闽西客家话的代表点是长汀城关话,但由于闽西境内地理复杂,因而各县通行的客家话彼此间语音上有些差异。同属汀江流域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四县间的语音虽有所区别,但基本上可听懂通话;连城却因分属汀江、闽江和九龙江流域,音调显得特别复杂,不少乡镇连村与村之间都难用方言通话。因此,闽西客家话尽管在音韵方面与以梅县话为代表点的客家方言一样,保持着大量古中原汉语的要素特色,但其自身还有一些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据长期研究闽西方言的原闽西大学校长郭启熹教授规纳有六个方面:
一是多数地区舌尖音分为舌叶音[t][t'][∫]和舌尖前音[ts][ts'][s]两套;一般古章组、知组字读舌叶音,少数知章组字读[k]组字组。二是古合口晓母字一般读为[f];古合口匣母字、古合口影母字、古合口喻母字都多读为[v]。三是除靠近粤东的少数地区如下洋话和武平话外,一般只具后鼻音尾韵母[η], 没有前鼻音尾韵母[n]。四是古江通两摄均合流读为[oη]。五是古人声韵尾[p][t][k]大多地区合并为紧喉[ι],仅靠近粤东少数地区还保留[t][k]辅音韵尾。六是多数地方上声不分阴阳,阳去多归上声,因而只有五个或六个音调。
至于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闽西客家方言则与梅县话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二)闽西客家文学。
闽西客家文学包括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尽管闽西地理偏僻,汉化较迟,但其文人创作仍取得一定成就,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据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客家风情》一书作者统计,从北宋至清末,汀州府至少出现过76位较知名的诗人,如北宋的郑文宝,明朝的李鲁,清代的李世熊、刘坊、黎士弘等,都是成就杰出的作家或诗人。其中特别是郑文宝,不仅著有《郑兵部集》、《江表志》、《谈苑》、《南唐近事》等,诗文与史学在当时都有巨大反响。其诗承晚唐五代诗风,格调轻盈柔软、小巧玲咙、清新酣畅,深得同时的晏珠、司马光、欧阳修等著名诗家称赏,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其《宋诗选注》中说他?quot;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
民间文学是闽西客家文学的瑰宝,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妙趣横生,而且受众也十分广泛。其种类有传说、故事、寓言,也有山歌、童谣、谚语等,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但都与闽西人民劳动生活和思想情感密切相关,不少作品现在仍在民间流传。
闽西客家民间文学最富生命力和有影响的是客家山歌。它上承古代"诗经"遗风,并吸收了当地畲瑶民歌的成份;艺术上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且常用"重章迭句",尤以比喻"双关"见长;句式多七言四句,诗句精炼,押韵上口;而演唱时都用当地方言,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特别是海外客家华侨华人更是把客家山歌作为思念乡土、回忆乡情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已深深扎根于海外乡亲的心坎,并成为一种意识存在而经久不衰。
(二) 闽西客家艺术。
闽西客家艺术也有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分。其中前者以书
画为主,并且影响深远。自清代以来,闽西书画界人才辈出,著名
画家有上官周、黄慎、华岩、李灿、丘田、宋省予、胡一川、罗晓帆等。其中上官周为闽西客家画界始作俑者,其传世之作《晚笑堂画传》
依据翔实史料和丰富艺术构思,精心刻画了自汉高祖刘邦至明朝骁骑舍人郭德成止共120位历史人物图像,画风继承我国传统人物画"以形写神"注重"神似"的创作方法,用粗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形成自己独特风格。鲁迅对其十分推崇,日本学者所著《支那绘画史》还专文论述了《晚笑堂画传》的价值和影响,并将《画传》影印发行。黄慎是上官周的学生,与华岩同列"扬州八怪";宋省予则为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此外,书界著名者有伊秉缓、黎良得、罗丹等,特别是伊秉缓,其书字工四体,尤善隶书,在其生活的清乾嘉时就有"南伊北邓(邓石如)"之说,并享有"书雄清代,隶尤独出冠?quot;的美誉。闽西客家这一独特的书画现象,与赣南的理学、粤东的诗文平分了明清客家人文界的天下,而且这传统至今仍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闽西客家民间艺术则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有戏剧、舞蹈、音乐、民间工艺等,其中戏剧以闽西汉剧和提线木偶最为著名,前者素有"南国牡丹"之称,后者作为最古老剧种之一曾出访东欧而备受欢迎。舞蹈有龙灯舞、船灯舞、弄狮舞等;音乐有竹板歌、山歌、十班等;民间工艺有陶瓷、制画、雕塑、油漆彩绘、剪纸、刺绣、手扎、竹编、藤椅革编等U庑┟窦湟帐踉诶?飞隙酝贫?鑫骺图疑缁帷⒕?谩⑽幕?姆⒄蛊鹆瞬豢傻凸赖淖饔谩?br> (四)闽西客家习俗。
闽西容家习俗丰富多彩,但多为中原汉族风俗习惯的延续,只不过一些习俗在闽西客家中办得更认真、隆重,所以显得有些特别而受人瞩目。
岁时节日方面,由于这些习俗活动基本都在农闲期间或农忙前夕进行,这在农业社会对于生活在山区艰苦环境中的闽西客家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好时机,所以每个节日都办得隆重热烈。如春节贺岁贴春联、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裹粽划龙船、中秋赏月吃月饼、重阳登高放风筝、过年舞狮舞龙灯等,无不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其中最奇特而壮观者,当推连城正月十五日的"游大龙"和"走古事"。所谓"游大龙"是以每姓一龙进行的竞技娱乐活动,其龙由一节节高二米、长四米的竹编纸糊龙身组成,龙首与龙尾还各长六、七米,制作按一家一节分配,所以大姓村屋制作的龙往往有一百多节,长四、五百米,出龙时,从祠堂沿村口婉蜒排去,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因而素有"连城大龙甲天下"之称。至于"走古事",则是每台由一孩童装扮成古人古事的担架,由青壮年肩扛护送竞跑。竞赛时,一声令下,几台"古事"齐发,前面不论江河山地都勇往直前,争先恐后,所以非常紧张刺激。近年来,每年元宵时节都有不少中外游客为此特前往连城观赏,甚至被媒体誉为"山区的狂欢节"。
婚丧礼仪方面,也同样多保留中原古风。如婚嫁习俗,尽管各阶层繁简不同,但一般都要经过"六礼仪式":(1)说亲;(2)送亲;(3)报日子和说聘金;(4)盘送嫁妆;(5)接亲和送亲;(6)拜堂。这和古代汉族婚俗"六礼"基本相同。丧葬习俗则正常死亡者一般须经"着寿衣"、"椭?quot;、"报丧"、"摆孝堂"、"落枕"、"入棺"、"吊孝"、"安葬"、"酪三朝"、"做七"和"检金"等程序。其中"检金"(即二次葬)虽在别民族民系中少有,但闽西客家地区却与别地客家一样十分盛行。它是指死者安葬若干年后,挖开墓穴将其遗骸用炭火烘烤,然后按人体结构屈肢装人特制的陶瓮再就地或另择地安葬,这才成为永久的坟墓。据考此俗与历史上客家常迁徙难定居的命运有关,因受中原汉族敬祖睦宗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不定期的迁徙中
不忍舍下祖宗便将其灵骨装人陶瓮,每次迁徙时都担挑肩背而行,到达新地点后又再入葬,最后便形成这种二次葬俗。至于其他的社会、生产、信仰各方面的习俗,闽西客家与在中原相关习俗都大同小异。
(五)闽西客家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物化体现。历史上闽西客家将中原汉族的建筑艺术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建造了大批风格独特并影响深远的建筑物,为世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土楼、屋桥和阴塔可谓其中的代表。
土楼是闽西客家的一种住宅形式,分方、圆两种,在闽西客家县中几乎每村都有,但最集中和著名者当属永定县。该县素有"土楼之乡"之誉,在其全境2223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着1882个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土楼群,而且客家地区最大的方型土楼和圆型土楼以及最古老的土楼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因外观造型独特而备受人注目的大型圆楼,仅在著名侨乡金丰里就有300余座。它们一一座座散布于金丰山区的群山峡谷之中,如同地上冒出的一个个巨型蘑菇,构成了神话般别具一格的土楼风景。
土楼建筑用料简单,可就地取材,用当地泥土并适量加入竹枝、木条和碎石瓦砾板筑而成,但其结构与功能却非常讲究和奥妙。每座土楼都比一般民居规模弘大,而且坚固厚实;其内部厅堂布局、卧室配置、楼梯分布以及边门开设都取严格的中轴对称;所有公共空间都集于中轴线上,沿此线形成丰富的空间序列;中心位置即是祖堂,供奉着祖宗的灵位;楼内还设有厅堂、水井甚至学堂和花园,青砖卵石铺地,干净整洁。因此,土楼极便于聚族而居和抵御盗匪与野兽的侵袭,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原文明与当地实际的完美结合。遗经楼和承启楼可分别视为土楼中方楼与圆楼的代表,前者占地10336平方米,由三座五层主体建筑组成;后者占地5376.17平方米;从外到里依次由一圈大环大楼和二圈较小环楼及一个圆心楼组成,环环相套,楼中有楼。屋桥又称阴桥,是指一般桥梁上再构架亭台等以供行人遮阳避雨。这种建筑在长汀、连城较多,其中连城的云龙桥、永隆桥最为著名。阴塔是种倒立在地下的塔,看似泉井,代表者为汀州双阴塔,据说这种建筑在世界各地绝无仅有。
三、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闽西客家文化根植于闽西客家人中并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这种现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恐怕还难以马上彻底改变,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闽西客家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首先,它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并为延续和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客家文化独具特色,令人瞩目,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中原文化的传统。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容家文化在这文化演进运动中,无疑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闽西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才会看到诸如方言多古汉语成份、习俗类同中原古风,以及连民居布局都讲求等级、次序等儒家伦理的现象。然而,闽西客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远不仅此,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从中原文化演变而来的漫长历程中,能够不断随客家先民经常改变的徙居环境而调整,甚至吸收当地民族和民系文化之所长,从而使它一方面光大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土楼建筑、"游大龙"和"走古事"习俗等都是如此。这些文化事象在本质上都遵循和继承了古代相关的文化传统,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却大大得以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独具闽西客家特色的文化,又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使得客家文化更加博大而精深,光彩夺目。
其次,为闽西客家在历史上战胜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闽西地处山区,地理偏僻,未经汉化以前,是一片原始不毛之地。据史籍记载,唐代置汀州时,便砍了三千棵古树以辟治所;而从其众多诸如"象洞、狮象潭、老虎坪、熊家(猩猩)山、猴子崇等与猛兽有关的地名中,也可推出这里曾是百兽啸聚之地;唯有的人类,便是一些散居各处且文化与中原文明颇有差异的畲瑶古越族人。客家先民是汉民族中最先流寓并拓垦闽西的族群,谁能想象当初他们徙居闽西时面对这种恐怖而陌生的环境是如何的感受和遭遇?然而,事实的结果是他们奇迹般地生存了下 来,并且还把荒野原始的闽西开辟成人类的乐园。这一文明成果的取得,无疑少不了闽西客家文化的支撑和作用。这点,从闽西客家文化事象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就可窥见一斑。如土楼,其具有的墙体高厚结实、占地面积宽广、二楼以下不向外开窗、内设水井并有防火装置等结构和功能,不仅可抵御任何自然敌人的袭击,还足以防御冷兵器甚至初级热兵器时代社会敌人的侵袭。因此,居于其中何惧之有!何况又是聚族而居。
又如山歌,虽然结构仅七言四句,但在闽西客家人中却有两方面不可忽视的功能:一是教化,这在学校教育落后的古代山区,对于提高人的道德和传授有关技能是极有效的;二是娱乐,正如闽西山歌所唱:"唱首山歌解忧愁"、"唱起山歌心花开",可见唱山歌有排忧解闷的功效,这对于在艰苦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振作精神、提高劳动效率,无疑有积极的作用。此外,闽西客家文化至今还为闽西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路易·爱黎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说过:福建的长汀和湖南的凤凰是中国最美丽的两座县城。这位新西兰著名旅行家所以会对长汀县城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被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蕴含的丰富而浑厚的客家文化内涵所折服。众所周知,闽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舞台,而长汀作为汀州历来州、郡、府治之所在,民国前一直是闽西客家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中国纯客县中第一个设置州府的地区(赣南地区的赣州府治所在赣州市虽比汀州建置更早,但其至今仍为全赣南唯一不属纯客家县市)。
即使现在,长汀城中建于唐代的城墙、街坊、文庙、学府的建筑仍保存完好,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船灯、饮食、习俗等还颇具古风和特色,所以客家学界称之为"客家首府",语言学界把其方言作为闽西客家话代表。在这种文化认同下,加上从长汀城穿流而过的汀江横贯闽西客家各县,不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闽西客家人,而且还为客家先民流寓闽西并从此再徙粤东乃至世界各地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海内外客属有识之士都把汀江奉为"客家母亲河",并且自。1995年起,每年秋季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地客家乡亲云集长汀汀江河畔,举行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活动并观赏当地客家名胜和人文。这为扩大闽西对外开放,提高闽西知名度及发展闽西经济等,元疑取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与此相类似的在闽西客家文化中还有不少,如土楼不仅成为永定甚至闽西的符号,还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去参观和研讨;连城"游大龙"等也成为提高当地以冠豸山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位的重要内容;即使近年才组建的以表演客家歌舞为任务的闽西客家艺术团,也自组建之日起即频繁出访献艺,成为沟通闽西与海内外乡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摘 要】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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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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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南阳市卧龙文化广场景观设计为例,通过对广场的地方特色、文化主题和环境生态效益的提升几个方面的论述,分析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原则。以便在城市文化广场设计中能灵活运用这些原则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对非物质性地域文化的关注,优化城市空间,进而综合提升城市整体环境品质,突显城市特色。
【关键词】现代 ;文化广场;设计原则
对于一个生活在卧龙岗下的南阳人来说,对卧龙文化广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它是武侯祠的入口空间,位于城市东西主干道卧龙路的西段。该道自武侯祠向西通向湖北老河口,向东则深入城市腹地。卧龙文化广场的建筑环境复杂,空间秩序紊乱。周边有烈士陵园、工厂及民宅等10余栋房屋;西部为卧龙岗岗头;北部为武侯祠。东南部的近代建筑又与历史文化环境格格不如,这些建筑与武侯祠的空间轴线毫无联系。另外,卧龙岗是诸葛亮躬耕之地,经_的卧龙路的切削,岗地风貌破坏严重。
设计师以纷争了1000多年的“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说”和“襄阳说”入手,将三国历史地图作为主控广场的要素,在设计中十分注重对文化内涵的塑造,广场的铺地图案采用三国历史地图,使人们平心静气地散步于广场之时能体味历史与文化的空间!并巧妙应用了河流、东海、百子同春、城市地名等文化主题,该设计可谓匠心独运,巧妙至极。因此,在南阳文化广场设计中要巧妙运用这些设计原素,使得设计方案大放异彩,脱颖而出。
一、突出地方特色的原则
(一)、城市文化广场设计应该突出其地方自然特色
城市文化广场设计应该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温气候等。人们喜欢在相当舒适的天气下使用广场,气温比有阳光更为重要。还要强化地理特征,尽量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手法和建筑材料,体现地方山水园林特色,以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对于南阳这样一个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地方,显然需要建造能够提供休闲和旅游的广场,这也能充分利用卧龙岗这样的优越的地理环境,设计出具有自然特色的文化广场。
(二)、城市文化广场还应该突出其地方社会特色
城市文化广场还应该突出其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城市广场建设应继承城市当地本身的历史文脉,适应地方风情民俗文化,突出地方建筑艺术特色,有利于开展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避免千城一面、似曾相识之感,增强广场的凝聚力和城市旅游吸引力。南阳卧龙文化广场紧紧围绕三国时期蛰伏南阳地区的诸葛亮做文章;出师表、广场铺装中的历史疆界、历史地名、藏龙卧虎等景观的塑造均未出其文化尺度之右,也充分突出了南阳的地方社会特色。
二、突出“文化”主题的原则
城市文化广场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融合,是自然美和艺术美空间体现的场所。同时也是政治集会、商业、休闲等功能性比较突出的广场空间,顾名思义,它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文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广场文化在城市文化广场中成为重要的内容。
卧龙文化广场在设计中十分注重突出文化主题的原则,将“反映三国文化及诸葛亮”作为广场设计的主旨,从1000多年来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存在着“南阳说”和“襄阳说”的纷争之说入手,将三国历史地图作为主控广场的要素,将广场的铺地图案采用三国历史地图,使人们平心静气地散步于广场之时能体味历史与文化的空间!魏、蜀、吴之“三国”用不同的材料铺面给予分别。地图上的河流、海洋、城市等均成为丰富广场的构成要素。在水系源头采用圆形统合的设计,因为黄河、长江的源头同出一处,中华民族同族同源;“源”、同“圆”谐音。一股涌泉来自圆心,涌泉周边散布出自南阳西峡的恐龙蛋,以昭显中华大地为“龙之故乡”,还有诸葛亮的“卧龙”之寓。在节庆广场西部的硬地铺面中分别种植了柏树、栀树、桐树、樁树,象征南阳“四圣”谐音为“百子同春”,寓南阳沃土曾养育过“四圣”,而今更是人才辈出,是卧龙藏虎之地。
三、效益兼顾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城市文化广场的功能向综合性和多样性衍生,现代城市文化广场综合利用城市空间和综合解决环境问题的意义日益显现。因此,城市文化广场设计上不仅要有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而且还应体现出 经济建设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
(一)、城市文化广场是城市中两种最具价值的开放空间之一。文化广场是将人群吸引到一起进行静态休闲活动的城市空间。位于一些高度城市化区域的核心部位,被有意识的作为活动焦点。 它以其开放式的空间满足了人们进行交流、聚会、娱乐、休息、锻炼等多种综合性活动,对都市人性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被誉为“都市中的客厅”的作用。广场是城市中最具公共性、最富艺术感染力,也最能反映现代都市文明魅力的开放空间。
(二)、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涉及到建筑空间形态、公共环境设施、园林绿化布局、道路交通系统衔接等方面。在进行城市文化广场设计中还应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
四、结语
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中,可以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建筑学、生态学、环境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知识,南阳市卧龙文化广场景观设计结合自然、人文、居民、城市和现代文化广场设计基本原则,更好的展示了其多功能的特性,做到设计新颖、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功能齐全,充分满足广大市民大到高雅艺术欣赏、小到健身娱乐休闲的不同需要。创造出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活环境。设计师也可以在设计中融入自己的某种特定的思想与意图,将不同文化环境的独特差异和特殊需要加以深刻的理解与领悟,设计出该城市,该文化环境下,该时代背景的文化广场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万敏. 乔景顺《以地域文化塑场所之魂——南阳卧龙文化广场创作有感》.华中建筑.2006年07期
[2] 当代城市景观与环境设计丛书--《城市广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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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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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后,社会变动接连不断,而且往往是变动的很激烈。中国史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有的史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但总的来说,史学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古代、青近代,重政治、轻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扭转过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_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_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____、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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